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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庆邦《心事》:底层爱情故事

最近,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作家刘庆邦出版了最新的短篇小说集《心事》。

《心事》在其作品中是一个特别的策划,刘庆邦先容,这本书收录了他在四十年间写的22篇爱情小说,也是他半生所观察到的爱情故事和对爱情的思考与理解。最近举办的“生活大雾,爱就是能见度——《心事》新书发布会”中,刘庆邦对新书进行了分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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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庆邦

刘庆邦,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,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,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九部长篇小说;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,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分别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影片《盲井》获得第五十三届柏林影片艺术界“银熊奖”。

发布会中,刘庆邦谈及,如同之前的作品一样,他持续关注矿工的爱情。“这本书也收入了大量矿工的爱情小说,我说生活是矿井,爱是矿灯。通过矿灯指出一线光亮,大家才有了温暖。”

评论家贺绍俊认为,刘庆邦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,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,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。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,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,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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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心事》书影

“我把矿工称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群体”

刘庆邦长期以来都在描摹矿工,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。“我在煤矿生活了九年,对煤矿的生活比较熟悉。我在农村长到19岁,在农村当过农民。我写两方面比较多,一个是农民,一个是矿工。写农民的生活被雷达老师称为‘季风’,我写矿上的生活被雷达老师概括为‘地火’。比较起来,我在当农民的时候,农民的生活已经比较艰难、困苦,到了煤矿以后,矿工跟农民的生活比较起来应该说更沉重,我称它像‘炼狱’一样的经历,所以我会长期持久地写煤矿。”

“我兼职中国煤矿协会主席,还有机会经常到煤矿去,跟矿工保持紧密的联系。此外,我割舍不开与煤矿的一种情感。所以煤矿生活我还会持续写下去。听说煤埋藏越深越纯,发热量越来越大,我就是在矿井里继续深入开掘,希翼自己像采煤一样,写出来的小说也是越来越纯,发热量越来越大,自己的希望是这样。”刘庆邦说道。

煤矿系统近年来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作家,刘庆邦认为这和煤矿的整个环境、生活有关系,“我把矿工称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群体。他们特殊在哪儿?他们要在地底下,在黑暗中劳作,见不到阳光,呼吸不到新鲜空气,每天面临着生命的危险,这样形成了他生态群体的特殊性。文学总是跟大自然抗争联系,矿工跟大自然抗争特别严酷。”

刘庆邦说,“煤矿总是要表达男女之间的关系,矿山恰恰就缺少女人,矿工对于女人特别渴望。还有文学总是要表现生和死,矿山的生活离死亡特别近,和死亡打交道特别多。这些就构成了得天独厚。你对哪方面题材得天独厚,我认为矿工是得地独厚,地特别厚,厚到几百米,泥一层、水一层、沙一层等等,煤矿的矿工是得地独厚。后来很多知青到煤矿参加工作,他一下改变了矿工的结构。过去很多矿工大多数是不识字的,很多文盲。进去一批知青之后,特别是老三届,大家这一批,不甘心只做煤,不甘心只做体育劳动,不甘心这种外在生活,他还希翼有内在生活,希翼还有精神生活,于是拿起笔来搞创作。”

学者张颐武认为,刘庆邦似乎无心把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能指卷入文学的浪潮之中,他似乎远离任何运动和潮流,他安然地处于文学的边缘之处,但他却又是无法忽略和抹杀的“边缘”,是活跃的、不断参与、见证、化解和重组着文学的活动。刘庆邦用他平易的讲述和自我指涉的智慧,提供了一种特具本土性的叙事方式。

改编成影片《盲井》:真正展现了中国底层的现实

由王宝强主演,根据刘庆邦的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影片《盲井》获得了第五十三届柏林影片艺术界“银熊奖”,这也使得《神木》成为刘庆邦最广为人知的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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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盲井》剧照

谈及《神木》改编的幕后花絮,刘庆邦说《神木》来源于一篇报道,“当时我在中国煤炭报工作,我当副刊部主任,大家有一个记者写一个报道,这个报道题目叫《惨无人道的杀戮》。这种报道反映了中国非常严酷的现实,就是对金钱的追求,扭曲了人的心灵,大鱼吃小鱼,完全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,特别让人心痛。这种情况下,看了报道不够,我想把它写成小说,读者面更大,影响也更大一些。我也曾专门写文章讲从真实到虚构的这个过程。”

刘庆邦谈了很多关于影片改编的细节:“导演叫李杨,他看了这个小说想拍成影片,他当时正在德国学导演,他找到我说想拍成影片。他说我还是一个学生,没有钱。我说没关系,我对他当时能不能拍好也不抱很大希翼,我说你就拍着玩儿吧,转让费就是一万块钱。给他以后,他就开始拍,找到的演员是王宝强。王宝强这时候是一个北漂少年,成天在北京影片制片厂门口坐着等,等能不能演一个群众演员,如果能演群众演员,他可以挣一个盒饭,除了挣盒饭还可以挣10块钱。因为我的小说里写到一个少年,李杨看到一个少年在这等着,穿得也不好,脸上长着雀斑,觉得他很合适,这少年就是王宝强。李杨跟王宝强说可能要去煤矿拍,要吃苦,王宝强说那也没关系。王宝强真是吃很多苦,把这个影片拍下来。”

“因为有了这个影片的传播,小说《神木》被翻译成很多语种,先翻译的是法文、意大利文、英文、日文,还有西班牙文。我觉得它可能沾了影片的光,影片传播太利害了,覆盖面太大。”刘庆邦说。

初恋故事

回到这次小说的主题——爱情,在刘庆邦看来,爱这个东西最难说清。“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,是一种心灵化的东西,或者说是一种比较虚的东西。没有任何一个爱情指南来引导大家怎么样爱,也没有爱情的教科书引导大家怎么样爱。因为所有的爱都是因人而异的,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,它没有标准件,它不是一个科学的东西。爱情是大家一种感觉,一种心灵化的东西。”

“爱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,它发乎生命的本能。不同阶段的爱是不一样的,有的最强烈的爱都是跟生死相连的,他可以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,甚至是牺牲。大家能想起来的很多爱的故事,差不多都是以悲剧告终的。中国古典的四大爱情都是以悲剧告终,大家所知道的世界上一些名著,像托尔斯泰的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哈代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,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等等,好多都是以悲剧告终的。“刘庆邦说道。

刘庆邦还与现场的观众朋友分享了自己的初恋故事:这个初恋发生在我初中二年级。我跟一个女同学,就是目光的交流,她看我,我看她,假如看不到,一下就很失落。阴天下雨了,女同学晚到教室一会儿,就坐卧不安,女同学终于来了,我心里放下了。爱到这种程度,没有任何表白,只能互相看看,只能是目光的交流。我不管什么时候,我只要看她,就发现她在看我。我看她的时候,她好像显得非常羞涩的样子,这就是她的一种反映。快要毕业了,快要分手了,想到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面了可怎么办?然后我开始睡不着觉,也吃不下饭,每天吃饭不想,最后开始头晕眼花。

然而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最终还是以各奔东西告终,刘庆邦认为,当时就是不能付诸行动,“这个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个社会的压抑,不能仅仅归咎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,当时的环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,一切突出政治,文字里不许出现爱情,所有文艺作品女主角都是单身。你说爱,那是小资产阶级的,或者修正主义的。这种因素是有的,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大家是一种压抑。还有就是大家常常有一种学问传统,这种学问传统要求大家和女孩子要保持一定的距离,说得好听一点,你要含蓄,要委婉,如果你很直白,好像显得你很轻薄。长期以来形成这样的观念,不敢轻易表达对女孩子的爱,只能埋在心里,连肢体的语言都没有,是通过眼神来交流。这种原因还有可能是自己对爱的敬畏,好像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,而停在精神层面,不能突破这个障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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