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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事业的追求者——序《出版行思录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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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中国出版集团体量增大了,从2002年到2017年,资产总额从49亿元增长到205亿元,增加了3.2倍;净资产由23亿元增长到124亿元,增加了4.4倍;营业收入由31亿元增长到119亿元,增加了2.9倍;利润由1.74亿元增长到8.82亿元,增加了4.1倍。

◆《出版行思录》正是从这些数据出发,以这些数据为背景,因此他的文章才显得真实、厚重和有价值。

◆《出版行思录》中的每篇文章,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,即中央对中国出版集团“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”的要求。

读完刘伯根同志的《出版行思录》,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个特点。一、他确实是个追求事业的人,干什么事都讲求个快,讲求效率。但他又不是毛毛糙糙的人。他思考问题十分细密,有多少种可能,每种可能是什么原因、什么背景,采取什么对策,上下左右,周周到到。所以,工作中我有事常爱找他商量,听听他的意见。二、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。他的家、他的办公室,连他的手机,都“管理”得井井有条,令人惊叹。有一次他生病,我去他家看望。他家房间不大,但窗明几净,每一个空间都利用起来,又不显拥挤。本以为是他夫人之功,夫人说,我哪有这本事啊!他工作中联络的朋友数千名,他的手机设置科学讲究,找哪个人一查便查到。我想,这种严谨、细密的作风,是不是他做百科全书编辑培养出来的?1983年,21岁,他大学一毕业,便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由编辑、编辑部副主任、编辑部主任、副总编辑、副编审、编审,一路走下来,编辑工作的职责、修养,出好书的使命感,让他养成追求完美的性格。他是安徽桐城人,那里出了很多大知识家,桐城派成为文学史上一大美谈,伯根沐浴熏陶其中,受益颇多吧?

我认识他很偶然。2001年,中宣部、资讯出版总署策划成立中国出版集团,有同志说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刚刚采取竞争上岗的形式,提拔了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,只有39岁,很能干。我听了后很感兴趣。集团领导班子有50岁上下的,有60岁上下的,再有40岁上下的,岂不是梯次分明、接班有序吗?大家讨论之后,派人去考察。2002年,伯根便进入中国出版集团,先做秘书长,后做副总裁。可以说,少负重任,雄姿英发。

伯根同志在集团工作的17年,前5年,大家是一个班子的成员,后来,我去编辑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第三版。编辑大百科全书又是伯根的基本功、入出版行业的第一项工作,我常常与他讨论关于百科全书的事,他对我帮助很大。他著作论文颇丰,这我早就知道。但今天他一下子拿出这样一套大书,却让我钦佩不已。

纵览《出版行思录》8大卷196万字的记述,正是他一步一个图景的具体画卷,一个思考接一个思考的鲜活记录。从具体的编辑工作研讨、编辑经验的论述,到出版改革和出版管理的宏观思考;从出版信息化、数字化新趋势的追索,到建设国际化企业、中国学问走向世界的具体实践和论述等,真是“岁月留痕”“创新制胜”“本立道生”“国际视野”,展现了一个现代出版家的思考和追求。

伯根同志从事出版工作35年。在这35年中,他先后任职3个工作单位,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、中国出版集团、中国图书进出口(集团)总企业,其中在中图企业虽然时间只有两年多,但他兼任总经理,担子不轻。在这35年中,他和大家一样,经历了出版体制的3个变化,即事业单位体制、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、企业体制;经历了学问产业发展的3个阶段,即供给不足需要多出产品时期、引入市场机制争做出版大国时期、参与国际竞争争做出版强国时期。这样一个急剧变化、多姿多彩的时期,给他提供了舞台,提供了机会,向他提出了挑战,他探索、苦恼、艰难、劳累,但无疑这是他的幸运,在这35年的长途中,他也收获了许多快乐。

先说伯根同志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18年。这18年,他在“百科”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,编纂百科、策划图书,参与市场化探索,参与出版企业管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在思想深处和行为规范上,都深深烙下了‘百科’的印痕”,这个印痕就是:知无涯、行有品的人生追求,较真、固执的职业精神,严谨、精细的工作作风。

伯根同志先是做《中国大百科全书(第一版)》之《机械工程》卷的学科编辑,后来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做《轻工》卷的责任编辑。在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接近完成的时候,他先后担任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简明版》《简明中华百科全书》等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的主任编辑和责任编辑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向许多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和资深编辑学习,长了见识,开了眼界,积累了扎实的编辑经验,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懂出版、会出版,不断创新推出优秀出版物的资深编辑。这是他后来参与构建国家常识体系、丰富发展百科全书和辞书的编辑体例(编辑规范)的储备阶段。

不久,伯根同志顺应出版业的趋势,积极开拓音像、电子出版物,组建电子音像部并兼任主任,先后策划、组织出版了《中华百科全书CD-ROM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简明版CD-ROM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图文数据光盘》《步步高多媒体专用系列App》《中国上市企业基本分析CD-ROM》等一系列双效良好的电子、音像出版物。

在出版社工作期间,伯根同志先后10次获得中国图书奖、中国辞书奖、全国优秀畅销书奖、国家电子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出版奖励;他37岁获编审职称,39岁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担任副总编辑;他还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、全国先进工编辑等称号。这是一份很体面、很完美的履历。

2002年,伯根同志虽然到中国出版集团仅仅一年,还是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。可以说,这是党组织和集团群众对他前20年工作的认可,也是对他筹办集团工作的赞许。伯根同志带着这份光荣,也是一项使命,开始了建立、开拓和创新国有大型出版企业的事业。

2002年4月9日,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后,伯根同志先是担任集团秘书长,不久,担任集团党组成员、副总裁。伯根同志从一个编辑、副编审、编审到副总编辑,成长为一个国有大型出版集团的领导成员。

中国出版集团的成立是时代的要求。国际上学问产业的建设、发展风起云涌,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。学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、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。党中央在“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”中,适时提出了“学问产业”的概念,要求完善学问产业政策,加强学问市场建设和管理,推动学问产业发展。“学问产业”概念的提出,对于学问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,标志着我国对学问产业的地位的认可和重视。中央领导还具体指出,“要推进学问产业结构调整,鼓励有实力的学问企业跨地域、跨行业经营和重组,提高学问产业规模化、集约化、专业化水平。要推进学问和科技融合,提高学问企业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,培育新的学问业态。要鼓励和引导学问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,促进金融资本、社会资本和学问资源的对接”。这些精辟的论述,为我国学问产业的未来道路、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,一场学问体制改革的风暴到来了。

我在这里之所以引述这样一大段大家熟知并奉为圭臬的文字,是因为中国出版集团正是在这场改革风暴中诞生的,正是循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的,而伯根同志在他的《出版行思录》中,对其中的风风雨雨、艰难奋斗,都有体现,都有论述,都有实践的总结。

在他有关出版改革的论文中,有如下5点使我印象深刻。文中提到的有些我经历过,也实践过,有些是后来的同志干得更好、更有成绩,让我引以为傲的。

第一,伯根同志在出版集团建立的经验中总结道:集团要规模化、集约化、专业化,培养集团的新业态,首先是集团几十家本来各自为政的单位的自我整合。特别是集团中的老字号:百年老店商务、中华、荣宝斋,古稀名店三联、人民文学、人民美术、人民音乐,以及百科、中译企业,个个响当当,羽翼丰满,名满中华,要从情感上认同集团、融入集团,而不仅仅是量的叠加,才能真正成为一只大船、一艘航空母舰,形成一支市场竞争中的巨大力量。而认同和融合又谈何容易。

书中记述了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之初在整合和重组方面做的巨大努力。比如开设“香山论坛”,立足于集团本身,又邀集全国出版改革先进单位、名编大家,共同研讨出版改革之路,图书选题创新之关键,提高质量、打造重大工程的方方面面。看似一场讨论会,客观上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改革研讨中心,目的是为了整合。编辑大型系列丛书《中国文库》,把集团20余家出版社几十年出版的优秀作品遴选出来,又邀集全国近百家出版社把精品图书选送过来,先后出版5辑、500多种,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打造精品的中心,目的也是为了整合。“读者大会”,中国出版集团在每次书博会期间安排举行,邀请全国的编辑、读者、出版者和编辑,共同畅谈读书和读者对书的要求。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号召和引导读好书、出好书的中心,目的还是为了整合。

整合的结果既增强了这个新生集团的凝聚力,也增加了中国出版集团成员的自豪感,而且在全国出版业中起到了中央领导希望的带头和表率作用。

第二,在《产业观察》卷中,伯根同志在多篇文章中所谈的另一重点是集团成立后,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。出版单位企业化,出版企业集团化,在全国、在当时是新事物,所以要试点。作为试点单位之一,中国出版集团率先推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,推动国务院授权中版集团经营所属成员单位的国有资产。以此为先声,各省、各部门出版集团、出版企业的政府授权经营工作渐次展开。

在这个探索整合的过程中,集团管什么?成员单位管什么?集团早期建立的两级法人、分级管理体制,是适合中国出版集团实际的,至今仍在发挥基本作用。

集团:管人、管资产,定规划、目标、任务。

成员单位:管事、管生产,主要是经营中心、利润中心。

在这中间,首要的,不论是哪一层级都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,坚持服务大局。坚持集约化与专业化分工相结合;坚持行业领先,发挥示范、带头和表率作用。

第三,关于走出去,讲好中国故事,传播好中国声音,伯根同志有多篇论述。他说,早在2004年,中国出版集团即组建对外合作部,提出“两翼齐飞”的思路,统筹海内外资源,开展国际合作,开辟走出去渠道。近年来,伯根同志又提出“开启海外连锁经营”“加快社科类图书对外翻译出版”“建设国际化集团”“从让世界了解中国到让世界适应中国”等重要观点,对中国出版集团走向世界,让中国出版的图书适应世界读者,意义重大。

第四,重视数字化出版,紧跟时代脚步。伯根同志在1996年就筹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电子音像部,后来又筹建了北京大百科电子有限企业。在集团成立初期,首批组建的信息技术部就由他负责,组建了中版通企业,开展管理信息化、数字化建设。在他分管集团信息化、数字化建设时期,组建了集团信息管理平台和网站,论证了集团信息化、数字化建设项目,为集团的信息化、数字化建设打下了基础。因为有这些具体实践,伯根同志对信息化、数字化建设,提出了很多颇具创新价值的见解。他曾先容“国际数字内容传播渠道的合作与共生”,论述“数字出版业态的变、不变与应变”,提出“融合创新,携手打造数字新阅读”。可以说,伯根同志是数字时代的积极推动者和创新者。

第五,伯根同志重视党的建设。他认为唯有如此,集团才能有核心,才能尽快推动集团发展。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、中国出版集团机关党委书记,他强调“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”,认为此点是根本,“本立而道生”。他在《出版行思录》中有20多篇文章论述这个道理,一再强调“出版要以导向正确为前提”,“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”,“认真践行‘三严三实’”,“抓好党建纪检,增强活力和动力”,“不忘初心,坚守信仰”。

在2012年3月至2014年7月,根据集团党组决定,伯根同志挂职兼任中国图书进出口(集团)总企业总经理。这期间,伯根同志同中图企业广大职工一起,应对重大挑战,推动转型发展,使得中图企业的发展上了大台阶、管理达到新水准。

中图企业是中国出版集团最大的成员单位,中图企业所从事的出版物进出口业务与出版业务、艺术品经营业务一起,构成了出版集团三大主体业务。但在当时,受到数字化、国际化、市场化冲击,中图企业面临传统进口业务下滑、出口业务亏损、数字产品进出口行业的龙头地位受到威胁的巨大困难,部分职工甚至有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感到前景暗淡。

就任中图企业总经理后,伯根同志面对挑战,通过广泛调研,集中大家智慧,主持制定了“56119”改革发展思路,为中图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了思想共识;加强体制机制建设,提出各种形式的激励措施,实施“干部梯队建设计划”“员工成长计划”“员工收入增长计划”,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;加强资源融合、推进业务重组、调整机构设置,开展中层干部竞聘上岗,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干部准备;采取有力措施,保障进口产品和重大国际会展的学问安全,为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学问安全保障。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中图企业的销售收入由23亿元增加到43亿元,利润由6400万元增加到9200万元,收入占出版集团的45%,增长幅度和贡献率在出版集团居于领先地位,中图企业也因此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单位奖。在较短的时间里,中图企业改变了业务下滑、人心不稳的局面,取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,初步建成数字化、多样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、国际化的跨国经营的全媒体信息服务企业。

这两年多的基层一线工作实践,给伯根同志很大锻炼。从集团领导层下去,带着集团党组的发展思路,带着集约化、数字化、国际化的经营发展方针,和中图企业广大员工共同实践、探索改革路径,突破面临的困境,取得很多第一手经验,再从下面带着基层经验和问题上来,用来引导整个集团面上工作,说话、办事更有底气,更有把握和信心。我想,这种从上到下、从下到上,每天不光固定在一个环境,不光天天面对同样一群面孔,不光面对同样一些工作和问题,生动、活泼、刺激和多变的环境,也许是伯根同志快速成长,抑或人才成长的途径或捷径吧?这种做法,不仅是应对一时困难的临时之举,也应该成为培养干部、锻炼干部的一种长远措施。

书中内容几乎涉及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,我不再一一列举。写到这里,我突然意识到,伯根同志这17年的中国出版集团经历,还有18年的编辑生涯,他的追求完美,他的深思熟虑,其实是在纷繁复杂、剧烈变革的时期,是在千帆竞发、百舸争流的改革大潮中,探索着规律,总结着规律。这个探索和总结,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供大家去参考、去借鉴,也许就是这部8卷本大书的一个贡献吧?

中国出版集团成立17年来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,进展巨大:

中国出版集团品牌影响力、获得国家级奖励的数量和频率继续领先。经典作品成百上千,但更为重要的是,中国出版集团的图书代表了“国家出版品质”,集团以构建代表国家标准的国家常识体系为目标,形成了一系列常识体系。诸如,国家语言工具书常识体系、国家百科常识体系、国家古籍整理常识体系、国家文学艺术常识体系,为中国出版业作出了重大贡献,显示了“国家队”水平。

中国出版集团体量增大了,从2002年到2017年,资产总额从49亿元增长到205亿元,增加了3.2倍;净资产由23亿元增长到124亿元,增加了4.4倍;营业收入由31亿元增长到119亿元,增加了2.9倍;利润由1.74亿元增长到8.82亿元,增加了4.1倍。

走出去,版权输出全国第一。动销品种的市场占有率达到7%,全国第一。

成果显著,硕果累累。

伯根同志的《出版行思录》正是从这些数据出发,以这些数据为背景,因此他的文章才显得真实、厚重和有价值。

伯根同志的每一篇文章,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,即中央对中国出版集团“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”的要求。

“国际一流”,这是对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个高标准要求,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激励。我体会“建设国际一流出版传媒企业”,至少有两个要点:第一,中国出版集团是“国家队”,就要在国家学问出版改革和发展中起到带头、表率、引领、示范的作用,在出版物中体现国家意志,反映国家关于学问体制改革的要求,为学问发展、繁荣作出突出的、重要的贡献。第二,既是“国家队”,就要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,并在国际上占有较为突出的一席之地。简要地说,一是多出优秀的、代表国家水平的优秀图书。二是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大出版集团。这两点大家做到了吗?

回顾中国出版集团17年成长之路,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个春秋,颇多感慨。正如伯根同志在2011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:“中国出版业任重道远,士不可以不弘毅。”好在伯根同志正年轻。好在伯根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目标更明确,办法更妥当,步伐更坚定。中国出版集团一定会有更多优秀图书问世并长留读者间。

责任编辑:袁思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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